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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地区两级法院近三年来贪污、
贿赂案件上升的原因分析
作者:李强  发布时间:2014-02-11 17:12:01 打印 字号: | |
  预防和惩治腐败,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它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也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紧迫任务。我国现阶段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 ,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 ,分配制度多样化 ,使得贪污贿赂犯罪也同步攀升 ,严重干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造成了极大损害,所以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旧严峻。如今,我区两级法院坚持党的领导,积极落实省委、地委关于惩治腐败的决心,运用刑罚手段打击职务犯罪,成效明显。近三年来,我区两级法院运用审判权惩治了一批贪污受贿犯罪案件,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本文通过对我区两级法院审理的贪污、贿赂案件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利于进一步做好此类案件的审判,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我区两级法院2010年至2012年审结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从案件数量上看,2010年至2012年,我区两级法院共审结贪污、受贿案件27件51人。在上述案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49人,免于刑事处罚的1人,宣告无罪的1人。受到刑事处罚的49人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人,五年以上不满七年的8人,超过三年不满五年的11人,三年以下16人,缓刑13人,罚金1人。

  从犯罪主体的身份看,我区两级法院判决的50名贪污、受贿犯罪人员中,国家各级各类权力机关人员4人,国有公司、企业的1人,事业单位2人,人民团体1人,工人1人,而其余大多数为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或者会计。同时,这50人中60岁以上的占4人,女性1人,原为党员的19人,少数民族16人。

  同时,笔者翻阅相关卷宗后发现,贪污贿赂犯罪的表现特点多种多样,并且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司法实践和实际情况看,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体复杂化和多元化。从我区2010年至2012年审理的案件犯罪主体看,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主要集中在村集体当中,但是还有国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及人民团体中,所以犯罪主体范围逐渐扩大,同时,法人单位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贿赂活动,某种程度上给司法机关在主体的认定上带来了难度。

  第二,犯罪呈现群体化的趋势。作案群体化是当前贪污贿赂犯罪腐败现象严重化的表现,也是贪污腐败的主要特征之一。从翻阅卷宗时笔者发现,大多数贪污、贿赂案件的人数至少在两人以上,最多的为六人。其主要表现为共同作案,有组织的进行贪污贿赂活动,或者以行业部门之职权谋取小集团的利益,来侵吞、骗取国家的财产。

  第三,犯罪方法和手段比较传统和单一。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贪污、贿赂的方法和手段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笔者发现我区的犯罪方法和手段也比较传统。贪污者以私设小金库、多报支出、重复报销、收款不入帐等方式贪污公款;受贿者则主要是采取 “礼尚往来”等方式大肆敛财,为行贿者牟取不正当的利益。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贪污、贿赂犯罪社会环境的客观原因

  1、管理制度原因

  (1)、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

   我党一项重视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思想教育、廉政教育走过场,形式主义严重。对单位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还存在教育的盲点。对于下属,领导错误的认为他们没有实权,不会出现问题,重视业务培养而忽视了思想教育,对批评和缺点避而不谈或浅尝辄止,导致他们一直不坚定,价值观扭曲,权力观错位,抵不住诱惑,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笔者发现,我区的贪污、贿赂案件犯罪主体职级在副科级以下的占大多数。

  (2)、管理制度不完善

  有学者提出,“中国腐败已经属于行政制度性腐败,即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不断制造和滋生各种腐败,并使腐败日益盛行”。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管理制度所出现的漏洞,所以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如用人制度和财务制度的漏洞。近三年我区审理的贪污贿赂案件中,一些基层单位“一把手”主管财政大权,大搞“一支笔财务审批制度”;账外账、小金库等问题;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虽有完善的财务制度,但是只是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3)、行政机构职责不清,执法区域不明

我国的国家机构设置经过多次精简改革,日趋完善,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职责不明确、执法范围模糊、重叠执法现象严重。对自己有益的各个单位争抢,而对自己无益的相互推脱,由此也导致了相当的贪污受贿现象的出现。

  (4)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失去制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是需要制约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有些单位,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被束之高阁,决策权与执行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再加上一些领导“官本位”思想严重,不喜欢被监督,想方设法逃避监督,由此更为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温床。同时,我国的监督体制不健全,使得我国的司法监督,社会群众监督等都只能停留在表面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经济制度不完善,使贪污贿赂犯罪有机可乘

  目前,我国正是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开辟新的行政领域,但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没跟上,政府管理的过宽、过多,计划性手段过多介入经济领域,而对权力的监督制度不尽完善,为权力“寻租”扩展空间,给贿赂犯罪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参与市场的利益主体,为了获得项目、资金、配额以及其他重要生产资料,就不惜使用行贿等不法手段,而那些在政府部门握有实权的公务人员就成为进攻的重要目标。

  3、社会环境原因

  (1)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

目前的社会,人们似乎习惯于抛开文化素质、品德修养和工作业绩而用金钱去评价一个人的能力,“金钱万能论”已成为大家不可否认的理论。迫于生活压力,在各种诱惑的侵蚀下,使他们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2)分配不公,社会风气不良,心理失衡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仍不合理,贫富差距还在不断加大,所以攀比现象出现,所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通过犯罪来寻求心理平衡。“职务犯罪不仅仅是个体道德堕落的结果,还是社会道德水准整体下降的产物。”康惠学者是这样来说现在职务犯罪的成因,笔者认为很赞同该观点。

  (3)处罚力度依旧过轻

  贪污受贿案件轻刑化的主要表现是:判处缓刑或免于处罚的比例比较高,究其原因主要是:自首情节认定过宽;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金额的规定缺乏科学性,量刑出现困境;被告人对轻刑的期望值较高,上诉率不断的提高,给承办法官带来较大的压力。

  4 、法制不健全,为别有用心者提供机会

  (1)出现法律盲区或者性质不明,追究困难

  在2011年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作报告时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体系已经形成”。然而,法律总是有漏洞,案件处理过程中,有些“职务犯罪”因没法律依据而被撤案或移送行政执法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有些“职务犯罪”在立后又被当做非职务犯罪处理。尽管两高对法律适用作出司法解释,但新旧解释冲突严中。

  (2)治吏宽于治民

  我国刑法第238条规定,贪污罪一般以5000元为定罪量刑的数额起点;贪污不满5000元,只有情节严重的才可以定罪。而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盗窃500至2000元以上、诈骗2000元以上便可定罪量刑。这种数额标准的严重失调,明显地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违反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立法从严的精神,客观上助长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加剧。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个人主观原因

  毕达哥拉斯对犯罪产生的心理原因作阐述指出:一个人身上最有力量的部分是他的思想。一个经常遵守社会约定和戒律的人思想是善的,在善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可以远离犯罪;相反,在一个未得到净化的恶的思想指引下,人们便会产生犯罪的心理,从而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

  1、权力观扭曲,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

  贪污贿赂犯罪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利益包括对金钱、资源、批文、某种权限乃至合同、财政、职位、机会等的追求,继而在经济基础上再去追求政治利益等。就其目的而言,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为了个人谋求直接利益或好处,或者为亲朋好友谋求直接或间接利益,或者为某个社会利益群体谋求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2、抗诱惑能力弱和价值观错位

  目前的社会为物质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一边要守住清贫又要掌握权力,各种诱惑接踵而至,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经意间,人们开始互相攀比,再加上心理作祟,倒是有些工作人员心理失衡,只能通过贪污受贿来寻求心理补偿。从而撕开了诱惑力的最后防线,导致价值观的错位。

  3、法律意识淡薄

  在金钱的诱惑、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对金钱的强烈需求情况下,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甚至“前腐后继”、顶风作案。有的自认为滴水不漏、天衣无缝,自认为不会那么倒霉,跃跃欲试。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职务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异化成特权思想,从而有恃无恐、滥用职权,自认为高人一等、大权在握,在毫无心理压力、无所顾忌的情况下,罪责感荡然无存,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性

  (一)引发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

  腐败问题是目前危害我国政权最危险因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宗旨,我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注定了政权的生存基础是为人民服务。很多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直接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职务犯罪的案件,特别是发生在村民组织、扶贫办等领域的犯罪案件,比一般的经济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毁损了国家政党的形象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当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然而,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以权谋私;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而且严重毁损了国家政党的国际国内形象。

  四 、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对策

  “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加强思想教育,使之不想犯;加大打击力度和犯罪成本,使之不敢犯;完善法制和监督制度,使之不能犯”。治理贪污贿赂犯罪,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一)、加强宣传教育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防止思想蜕变

  腐败现象是从思想腐败开始,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信念,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范行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2.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

  用社会主义公德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使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爱岗爱民、廉洁奉公。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廉政宣传,把廉洁从政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3.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识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现代行政要依法行政,就是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知识。法制教育要联系实务,切忌空谈、漫谈。公职人员应当加强法制观念,使权力的运行法制化,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而不能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是领导者以言代法。

  (二)完善制度建设

  1、完善预防监督制度

  (1)在法律层面和政策方面加以完善

  笔者认为,加强预防腐败的立法,使预防腐败行为按照既定的法制轨道进行,使廉政制度建设法制化。以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一2012年工作规划》为指导,建立符合地方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中期计划,全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密结合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同时,针对职务犯罪或与其有关的新形势、新特点,也要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2)完善新闻舆论、网络监督预防体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舆论媒体和网络监督平台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他们具有联系沟通、警戒教育等功能,所以也是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武器。但是由于网民自发、随意的发帖导致民众对其信息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所以笔者认为,要保障新闻媒体独立性和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整合网络资源,强化宣传,引导网民以规范的方式举报相关贪污、贿赂等信息,相关部门对其信息的可信度、利用价值等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对于恶意发表言论的将予以惩戒。

  2、完善激励制度

  (1)、工资制度应趋于合理

  工资是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是满足工作人员上进心的心理需求之一。然而目前我国的工资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尽管有些省份在推行“阳光工资”和津补贴改革,但是并没有减少贪污、受贿事件的发生,所以笔者认为,过于强调级别收入差距,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应根据不同的工作岗位,结合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津贴福利,我们不能不正视物质的激励作用。尽管现在还有学者对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还存在争议,但是不能否认优厚的职务待遇和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使新加坡的公务员普遍珍惜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必要去贪污受贿。政府也认为,与公务员贪污腐败造成的危害以及因优秀人才流失对政府有效运作的影响相比,政府投人大量资金实行高薪养廉是值得的。

  (2)构建科学的职务晋升制度

  我们必须承认,晋升激励关心到能否有效使用国家工作人员,也影响其地位、荣誉、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利益,影响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所以鉴于此,应适当增加公务员每一职务对应的级别,同时调整对逐级晋升原则的限制,增加晋升的机会,完善岗位竞争激励机制。

  3、完善惩罚制度

  (1)完善刑法相关规定

  邓小平曾说过,“反腐败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表明,反贪污贿赂犯罪,法制是保证。完善刑事法律,做到“疏而不漏”。朱镕基也指出:“反腐败,关键是法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坚决的执法。”笔者认为应通过以下几点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首先,应降低起点刑,加大腐败的成本,对此可与盗窃罪做一对比。以5000元为例,贪污5000元一般很少立案,但盗窃5000元属“数额巨大”必然要立案;贪污5000元处罚一般在一到七年之间,而盗窃5000元的处罚是三到十年之间,并处罚金。立法者对贪污的这种宽松甚至宽容态度很不利于打击贪污犯罪。其次,增加贪污、贿赂犯罪的不作为犯罪。也就是说单位中主要负责人在知道有贪污、贿赂发生时不如实举报或者不如实作证,也应受到处罚。将此举有利于扭转“官官相护”的风气,为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扫清一定的障碍;最后,应将刑法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明确化、具体化。

  (2)综合利用行政手段

  对于综合利用行政手段,笔者认为首先应将行政问责制继续推行下去,因为行政问责制有利于督促政府公职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从制度上保证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其次可以考虑在荣誉性惩罚和福利性惩罚方面进行探索。在我国,公务员的地位较其他职业,有更高的荣誉感,社会对于其评价相对较高,但是其收入水平并不太高,因此可以考虑如果一旦发现其有违反职务廉洁性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对其进行通报并对其福利进行一定程度剥夺,从而在体系内和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强烈的价值判断导向,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也会有一定的预防效果。

  总而言之,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是一个全社会都应当参与的浩大的工程。现阶段,我们不能彻底的断绝它生存的土壤,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和有效的措施将它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来源:海东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葛恒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