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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完善
——以海东地区两级人民法院实行民事调解制度情况为例
作者:马秀英  发布时间:2014-02-11 16:10:42 打印 字号: | |
  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能够及时、有效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诉讼调解也是目前各级法院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对纠纷的有效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和完善民事调解制度,通过富有成效的审判活动,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和矛盾,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自身的审判实践,试从我国法院的民事调解制度的基本理论入手,来探讨所产生的问题,对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事调解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基本内涵

  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在法官的主持下,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1]它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权威压制或者违背法律意识的“和稀泥”式,而是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诉讼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因其积极关注到纠纷双方的双向交流并因此获得审判活动的正当性资源,在司法政策中不断被强调,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当及时判决。可以这样说,这种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民事案件办案方式,对于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尽快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节约诉讼成本,缓解执行压力,维护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等方面尤为重要,从而被各级法院所广泛实践,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也更是成为现阶段人民法院深入研讨的一项重大课题。(二)当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从现行法律

————————————————————————————————————[1]栗萌萌著,《论民事诉讼调解制度》,www.studa.net/minfa,于2008年4月8日访问。

  实施以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表明,调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我国,调解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和为贵”以及古代法学思想家“明教化、息诉端”的传统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称为当时法院调解的典范,中国的调解制度更是被誉为“东方经验”而享誉世界。历经了从“马锡五式”的“以调解为主”到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着重调解”,再到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调判并重”的几个时期。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审判方式改革中,对调解的认识产生了误区,调解以其反程序性而受到了冷落,形成了“重判轻调”的局面,法院的案件调解率由此大幅度减低。就全国来看,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1989年的76.7%猛降至2001年的30.78%。经过10多年的实践,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到调解的作用。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着重调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在全国人大第十届第三次、第四次会议的法院工作报告中,肖扬院长代表最高法院就人民法院如何开展诉讼调解工作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方针。目前,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民事案件的调解率不断上升,许多基层法院达到了60%以上。经统计,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自2004年1月至2008年4月期间,共审结一、二审民事案件17891件,调解结案(含撤诉)8367件,调解率达46.77%,其中:调解率2004年为37.85%,2005年为43.09%,2006年为47.55%,2007年为48.17%,今年1-4月达50.56%,有的基层法院达到66.16%,有的基层法庭高达78.22%。当前,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复杂化、多样化,诉讼调解制度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弥补了判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优势,良好的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长期以来,民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横观我国现行法律实施以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这种民事审判方式顺应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发展需要,符合审判活动的自身规律,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使人民需要时能获得公平、公正、透明、及时的司法救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且从国外一些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来看,为了应对所谓“诉讼爆炸”等问题,也转而关注“东方经验”,提出了从对抗走向对话协商,从胜负决定走向争取双赢等调解办案的司法理念。综观我国及国外一些国家解决民事纠纷时采用的相关方式,民事诉讼调解办案方式已为各国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所广泛适用或看好,其实践效果也为众所肯定。当今,积极整合司法资源,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以发挥其最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重要任务。

  (三)功能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民事办案方式,具备以下功能:一是更好的实现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体现在诉讼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诉讼程序,可以简化流转环节,使得案件的审结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当事人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它不局限于当事人现有的诉讼请求,可以就请求之外的内容进行调解,当事人能达成一个比诉讼请求更为广泛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涉农案件时更是如此,这是判决所无法比拟的。在某种程度上,调解所达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远远好于判决所达到的效果。诉讼调解还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自由的处分。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诉讼调解还能弥补法律适用中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交易习惯、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并最大可能的实现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同时能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审判实践证明,调解结案率越高,则上诉率、再审率、上访率会越低,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还节约了诉讼成本。二是有利于缓解人民法院日益增多案件的审判压力。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化解压力,充分运用诉讼调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就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手段。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大多数,特别是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制度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弥补了判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优势,降低了诉讼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良好的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大大的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三是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调解不仅益于从根本上最终解决矛盾,同时也益于挽救和理顺被纠纷破坏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起到最佳效应。 

  二、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稳妥进行,现行调解制度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一)从法官的职权分析

  1、法官的双重身份。从当前调解的现状看,法官往往先是调解者,后是裁判者。一方面,法官是调解者,他是积极依法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和事者”,帮助双方当事人澄清争议事实中的实质性问题,进行疏导,消除分歧,并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以解决双方纠纷为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他还是诉讼活动的指挥者和案件的裁判者。作为指挥者,居主导地位的他,可以尽量选择调解结案,当事人会在其积极的说服和引导下而达成合意;作为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批准或者拒绝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并在调解不能的情况下作出判决。[2]他是以作出非黑即白的判断和严格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这种身份的竟和,其利在于节省了诉讼成本,减少了法官的重复工作,一旦调——————————————————————————————————————————————

[2]李浩著,《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60页。

解不成,可以及时判决;其弊在于由于调解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同一,他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将自己的主体地位强化,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就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很难做到不以职权压人,由此带来了“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诱压调”等负面问题。由此可见,这同一身份内含着的矛盾并不是总能调和的。

  2、法官的调解偏好。从民事审判实际的运作情况及背景分析,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造成法官对调解的偏好,一是在相同条件下,可以大幅度提高办案效率;二是减轻了工作量,省去了调查取证,认定事实,查明案情,法律适用,制作和送达的裁判文书的麻烦;三是调解的风险远小于判决,避免了当事人上诉上访、申请再审的风险,避免了因判决结案的上诉率过高影响了审判业绩;四是给法官带来不少自身利益。这种对调解的偏好,同时也体现在法院工作之中,凡是重视调解的法院,其结案率较高,人均结案数较高,上诉、上访和超审限案件较少,民事审判工作处于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3]因此,无论从社会效果和自身利害关系哪个角度考虑,他只能倾向于这种省时、省力、风险小的调解方式,而回避费时、费力、风险大的判决,使重调轻判成为必然。

  (二)从制度层面分析

  目前,我国有关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3]宋朝武、黄海涛著:《为诉讼调解的“事清责明”原则辩护》,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12期,第6页。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 事调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总体上呈现出逐步完善和健全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以下弊端。

  1、原则规定的缺陷。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调解的三项原则,即自愿原则、事清责明原则和合法原则。结合该法中的其它条文和诉讼法法理进行解读,不难发现上述三项原则自身就存在着一些缺陷。

  (1)自愿原则难以贯彻。自愿原则是调解制度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当事人主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民诉法规定了调解者与审判者的竞合,使调解者具有潜在的强制力。且长期以来法院习惯将调解作为与裁判并列的法官职权看待,往往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用审判权来压制当事人的处分权,如在调解程序的启动上,发生法官依职权启动的现象比较常见。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法官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在处理案件时不可避免地选择调解结案,就会无视调解的 “自愿 ”原则,忽略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即便当事人不愿进行调解,也会产生拒绝法官的调解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判决后果的重重顾虑,只好违心接受,自愿原则就这样变形和弱化。因此就出现了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调解演变为以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达成“形式化的合意”,从而导致审判功能的弱化和调解功能的增强。加上法律又缺乏对调解次数和期限的规定,更容易导致法官违背自愿原则、漠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强行调解,久调不决,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2)将“事清责明”原则作为调解应当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失偏颇。此项原则虽凸现了审判功能,却忽略了调解自身的特点,因此产生了下列弊端:一是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二是一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对部分事实并不十分明确,当事人愿意进行调解的,也要求法院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三是因为事实清楚、分清是非是裁判的标准,只有在查明案件事实后才能实现,而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随时调解原则,显然存在法条自身的逻辑矛盾。四是该原则还与调解以解决纠纷为目的、当事人拥有实体与程序处分权的法理相冲突。对此,笔者认为,调解时没有必要完全分清是非、责任分明,调解结果也并不一定要完全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相一致,出现一定的偏差是可以允许的,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应以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适度。只有判决才要求判决结果必须与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相一致。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应当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与判决存在着手段、程序、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分,同时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一种合意处分行为,自愿处分自己合法权益的结果,当事人选择调解本身就包括了对某些没有查明事实、模糊不清的责任的互谅互让,以此达到迅速而和平地解决纠纷的目的,因此“事清责明”原则不应作为调解的硬性标准。如果将该项原则作为调解基本原则,强调所有的案件都必须事实查明,责任分清,显然还不如直接判决来的经济、快捷,而且当事人此时已经很难在实体权利方面做出让步,用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可见,民诉法将“事清责明”原则作为法院调解适用之原则值得商榷。

  (3)合法原则规定过于宽泛,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在调解人斡旋下通过调解、让步平息争执消除纠纷。法官为促成案件的调解,常常对当事人做工作,要求当事人保持谅解和克制,并做出权益上的让步。司法实践中,这种调解的让步往往是当事人一方的单方面让步,而且大多是合法有理一方向对方让步,也就是指让有理一方为达成调解放弃某些既得、应得的利益,以求达成和解。这种做法从法律角度看显然弱化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符合民事诉讼制度宗旨的。同时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2、其他规定存在缺陷或缺失情况

  (1)调解制度没有审级的限制。我国民诉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此条规定显示: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级和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是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方式,但实质上无审级和审判阶段限制的调解隐藏着许多弊端。法院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一审或已经生效判决的错误,而不是为了再给当事人一次调解的机会。如一些当事人当得知判决对双方都不利时,他们可能会合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规避不利的后果。当事人也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合意推翻一审的判决。二审或再审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请,这有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

 (2)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问题。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以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民诉法第九十一条则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在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均可反悔,在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均可拒绝签收且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一规定显然与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不相一致,不仅对调解制度作用的发挥产生了不利影响,也有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损害了调解协议的稳定性和法院的权威性。      

 (3)未明确调解以不公开进行为前提,未体现保密原则的问题。判决是强制解决纠纷的方式,需要借助程序的公开形成对审判权的监督,以此来保障裁判的公正性。然而在调解中,尽管也有审判权的介入,无论是调解程序的开始还是调解协议的达成,都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审判权只起到保障当事人处分权行使结果的作用。因此,就对重新分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决定性强制力的审判权来说,无需以公开的程序来防范其不当。再者,调解的公开也不方便当事人诚心诚意地协商,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   

 (4)恶意调解缺乏制约机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应当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很多情况下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或其他非法目的而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对这种情况法院难以审查,我国法律也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充分发挥其调解功能,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民事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辨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从调解制度本身来看,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当是围绕充分贯彻当事人自愿调解原则和处分权原则。进一步纯化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建立起真正民主、公正,高效的合意解决纠机制。

 (5)调解激励机制尚有不足之处。在新的诉讼费收费办法中对调解结案案件的诉讼费计收办法作了部分改变,明确了对调解结案案件应减半收费,但是对已减半收取受理费的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和反诉案件未再作减收费用的规定,故调解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6)调解监督机制欠缺的问题。虽然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已经发生的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 但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便是违法调解,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还好处理,如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证据,几乎是陷当事人于举证不能,非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都是将错就错。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也仅适用于判决和裁定,对调解书无权提出抗诉。

 三、进一步完善民事调解制度的构想

 针对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具有中国特色,更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在推动实现依法治国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立法建议

  1、进一步完善完善其法律规范

  对此,笔者认为:一是适度放宽对“事清责明”原则的限制,要因案、因时制宜、灵活掌握该原则:二是赋予当事人的民事程序选择权和调解方式决定权,如规定当事人有启动调解程序选择权,也有撤回(终止)调解程序选择权,应进一步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关于法官释明职责从证据扩大到程序,阐明判决是严格规则之治,而调解只是简约的规则之治,让当事人充分行使程序选择权,避开判决艰难的举证、烦琐的程序带来的风险和代价,从而充分发挥出调解的司法救济效率。首先当事人享有最终的程序决定权。诉讼程序开始以后,是选择判决结案还是要求法院调解,何时要求调解,应当完全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必要时法官应有权对何种方式可能更有利做出说明,供当事人采纳。其次要体现程序公正。调解和判决结合办案的前提必须有事先存在的一般法律规范和原则,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步骤进行,才能保证调解和审判的公正性和可信赖性。再次要规范法官和其他调解人的行为,尊重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法官依职权的行为,应充分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三是调解程序以不公开为原则。四是降低当事人的调解结案的诉讼费用,使其获得实际利益,作为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的鼓励。

 2、全面落实调解自愿原则

 完善诉讼调解的办案方式,关键是完善诉讼调解的相关制度,真正落实好调解自愿原则。自愿是司法调解的灵魂,是程序和实体公正的核心。[4]法官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依照当事人的意愿,能够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尽可能调解结案,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依法不能结案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不能强行调解;调解开始后在法定期限内无法顺利结案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转入审判程序。既不能盲目追求调解结案率,勉强调解,当判不判;也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庭”,“强审强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落实。

 一是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实行适度的调审分离。首先是设置庭前程序,将调解工作和庭前准备工作相结合。要通过证据交换使———————————————————————4—————————————————————---

[4]袁煜驰著,《法院调解自愿原则新解》,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12期,第10页。

双方当事人彼此了解对方的诉讼根据;还要适时征求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帮助当事人权衡利弊,促使当事人自动达成调解协议。其次是审判组织相对分离,基本上实行“只调不审”或“只审不调”。庭前准备阶段以调解为主,可以由调解法官进行或由在其指导下的助理法官、书记员完成。如达成调解协议,则调解结案;如达不成调解协议则移交审判法官进行审理。在审理阶段,法官主要是做庭审工作,以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为主,并告知当事人可以进行调解,并可适当限制次数,一旦调解不成则及时裁判结案。

 二是设置规范的调解操作程序,避免调解权的滥用。法官的调解权是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审判权的制约同样也应适用于调解程序。应为当事人提供程序保障,限制法官在调解中的自由裁量,从而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调解合意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出于双方的自愿而非法官的强制。

 3、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反悔权制度。

虽然目前《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于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后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但这实际上是当事人自己对反悔权的一种放弃。在实践操作中,法官对签字捺印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虽然也会予以充分地释明,但这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将《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改为“调解未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删除其中“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有关反悔权的规定,规定调解协议在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非以法定事由或对方当事人同意不得反悔。

  4、健全庭前交换证据制度,使其与庭前调解密切结合

由于证据规则的实施,全国各地法院逐步建立了庭前交换证据制度,但大多尚不完善,如在什么时间,有谁主持等。笔者认为,必须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可以向原被告双方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十五日为限。在要求当事人庭前提供证据,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的同时,应征求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如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同意调解,那么该过程仅有交换证据一项内容,如双方同意调解,即可由主持交换证据的人员进行庭前调解。因为此时原被告双方对各自的诉讼辩称及所持有的证据,均有了比较全面清楚的了解,自己是否处于有理一方,已基本明了。这种情况下,对于案件较为简单,证据较为充分的案件,一般可以达成调解。对于调解不成的,再按庭前送达的开庭传票进入审判程序。

 5、确立诉讼和解制度,建立法官主导下的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机制

 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中,和解既不能终结诉讼,又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至多只是一个民事合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又可能会引发第二次诉讼,将大大增加当事人及法院的工作负担。因此,可以尝试附条件地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可规定将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记入法庭笔录,在双方当事人和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另外,可以在坚持法官主导的前提下,建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机制,如:扩大主持诉讼调解的主体范围,可邀请人民调解员以人民陪审员身份参与诉讼调解,在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试行委托专家和行业协会人员参与诉讼调解,返聘退休法官参与诉讼调解;尝试通过组织和程序上的设计加强与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等等。

  6、建立健全其它的配套制度

  应建立和健全其它的配套制度,如确立诉讼调解不公开原则。可参照民商事仲裁的相关规定,规定诉讼调解不公开进行。对于调解结案的可考虑适当减少诉讼收费、律师代理费标准,激励当事人主动选择调解,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二)司法实践构想

  1、提高法官素质

  当前,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有一支业务精、素质高的法官队伍。一要树立司法为民的思想,具备高水准的庭审驾驭能力、精湛的业务知识和灵活的调解技巧;二要在观念上、机制上不断更新,更要善于总结和开拓有效的调解技巧与方式,运用调解手段,将其优势在审判实践中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2、正确处理好调解与判决关系

笔者认为,一要明确调解与判决由当事人选择,而非法官决定,但该权利要受一定限制。司法手段作为当事人保护个人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应该充分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判决和调解的权利。当事人将纠纷诉至法院后,双方当事人均有获得判决或者请求和解、调解的权利,即依法充分享有自己的处分权。法官作为民事案件的裁调者,只有处于中立位置,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或作为达成合意的和事人出现,而不能越位,法院不能依职权强行调解。各级法院可以建立相关的监督制度,对法官的调解实行有效的监督。当然,当事人选择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加以限制,不应仅按当事人要求调解或判决,使法院审判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二要坚持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双方同等重要不能偏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民事纠纷,并非仅仅强调案件要调解解决,而是强调当事人调解自愿、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法院的居中裁判;也并非一味追求调解率;亦不能推行“一步到庭、当庭宣判”等措施而矫枉过正,必须切实解决目前的“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久调不决”以及“强审强判”等问题,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应及时作出判决。同时法院内部要改变或者废弃以调解率考核法官业绩的作法,使法官“重调轻判”、“愿调怕判”现象得到进一步遏制。三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当事人自愿达成合意的及时调解,对于确实缺乏调解基础的案件,及时裁判,严格限制动员当事人一方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而调解的做法,使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同时要避免当事人缺乏诚信、违反法律规定的调解。
来源: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葛恒美